保增长与科技第一生产力
把危机转变为机遇,最重要的是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推动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而主导这一变革的是“科技第一生产力”。
科技创新是战胜危机最有利的武器
十多年前p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为主线”,但发展粗放、结构失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状况却没有根本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比,技术进步相对迟缓,科技没能站上第一生产力的高位。
保增长是当前战胜金融危机的重大措施,但这里也有一个“怎样保增长”和“保怎样的增长”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早期的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摆脱危机并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就是科技创新。目前,严峻的危机驱使各国争相通过技术创新寻求出路、正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在全球金融风暴还在蔓延的今天,各个国家和企业已经在寻找引领自己走出危机和危机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技术和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金融危机重灾区国家不同,国家政策必须兼顾短期效应和长期效果,“化危为机”,就是利用危机的形势,解决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较长时期以来,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靠工业,其中钢铁、造船、纺织服装、轻工家电、有色、建材,以及三来一补的加工组装等发挥了较大作用。这些产业的产能大多处于过剩状态,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能维持原有市场规模已实属不易,很难再吸收大量投资和扩大销售,并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
面对现实,有两种选择。如果为保增长,政策关注点仅仅盯住原有的产业增长支柱,大量使用“输血”的办法挽救那些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产业和丧失竞争力的企业,力图以原有产业结构、增长模式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将进一步固化已经失调的产业结构,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抓住这一“倒逼”的形势,加紧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更具前景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那么眼前的危机就将成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效果。
目前,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已经明朗。经多年积累,我们在技术和产业化上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准备,旺盛的消费前景已依稀可见。这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培育新的高技术、高增长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带头产业的选择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具有先导性,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努力可以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能形成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市场;三是有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四是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
例如第三代无线通信、宽带网、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以及医疗信息化;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和产品、环保产品和环保装备,以及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等,在国家科技战略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大量技术准备,进入了升级突破的临界点。如果趁保增长的时机及时启动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引导每年上万亿的企业投资和市场销售,而且以此为切入点,将加快国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大幅度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技术超越,从而在战胜金融危机中实现技术追赶,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企业创新是对环境要求很高的经济活动。除进一步落实国家科技发展纲要及配套政策外,还应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首先,进一步明确技术创新在保增长中的地位。科技进步是保增长的革命性因素。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创造能主导未来的新需求,而且保增长所形成的巨大投资和庞大市场如果能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大舞台和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那么拉动创新能力提升的“附加效应”,长期地看,甚至会超出单个投资项目自身的价值。如果在战胜这场危机中我们能实质性确立科技的“第一生产力”地位,那么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打破垄断和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一些现行体制已经成为某些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任何“鼓励”或“优惠”政策所不能弥补的。如三网合一、手机电视、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化都涉及按传统分工的壁垒或垄断的障碍。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部门利益,消除新兴产业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地区发展的障碍。如果经历这场危机,能形成国家管理体制动态地适应“第一生产力”发展的机制,那么就将打破“转化瓶颈”,形成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新局面。
第三,实施更大胆的准入放开政策,扩大民间投资领域。宽松的市场进出政策是对企业创新最有效的激励。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对他们放宽市场准入,是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增强市场活力、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础。如果借此机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决定得以彻底贯彻,那么在民营经济发展上将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影响各个国家的竞争力。把握得好,我们完全可化危机为机遇。此时以怎样的理念、选择怎样的政策和行动,将决定危机后我国的竞争力。(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